
作者:白先勇
韶华:
我必须趁着我的视线还没有完全模糊以前,将这封信赶完。我的时间
十分紧迫,不知道是否还来得及将我一生最后这段故事原原本本讲给你听。
在我离开以前,我要让你了解我此刻的心境。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在为
我担心,我不能这样走了,还让你白白牵挂。医生说:病毒已经侵入我的眼
球,随时随地,眼前一黑,这个世界便会离我而去。我得赶快,赶快将一些
话记下来,告䇿你。
一切都得从去年秋天讲起,那是个深秋的十一月,天气早已转寒,走
在曼哈顿的街上,冷风阵阵迎面劈来。那天我从圣汶生(St.Vincent)医院
出来,乘上地铁回家,在五十七街下车,拐了一个弯,不由自主地又转进中
央公园去了。公园里一切照常,有人穿了运动衣在跑步,有人遛狗,还有一
群拉丁裔的青少年在草地上练习棒球,他们西班牙语的呼喊声此起彼落呼应
着。傍晚五、六点钟,夕阳依旧从树枝的间隙斜照下来,斑斑点点洒在满地
焦枯的落叶上——这些都应该是极眼熟的景象,可是我却感到好像蓦然闯进
了一片陌生地带,周遭一切都变得不太真实起来,就连公园对面第五大道上
那些巍峨大厦,在淡薄的余晖中,竟如海市蜃楼,看起来,好似一排恍惚的
幻影。我感觉得到,我那个熟悉的世界正在急速的分崩离析中。
我在公园鸟巢池塘边的一张靠椅上坐了下来,脑袋里一片空白,神经
完全麻痹,暂时间,惊慌、恐惧通通冻结。那一刻,我反而感到一种定案后
的松弛,该来的终于来了。在医院里,那位犹太老医生把验血报告搁在我面
前,郑重地告䇿我说:结果是阳性反应,我染上了 HIV,然后开始絮絮地解
释病情,给我开了一大堆药物,临别时加了几句安慰鼓励的话。检验结果,
[2]
其实早该料到。这两个月来,每天的低温热度,止不住的咳嗽,还有常常夜
里的盗汗,我心里已经明白:大限将到。下意识里,可能我还期望着这一天
的匆匆来临,提早结束我这荒芜而又颠倒的一生。
三年前我不辞而别遽然离开台北,我想你应该早已释怀。我一直有一
个假设,我所有的荒谬你终能谅解。我是在仓皇中逃离那个城市的,我们校
长网开一面,他要我自动辞职,悄悄离去。大概他并不愿事情传开,影响校
誉吧。恐怕他也难以面对学生,向他们解释,一向被他经常称赞的模范老师,
竟会触犯学校第一禁条,做出如此悖德的丑行来。
这几年,我在纽约一直埋名隐姓,没有跟任何旧人有过联系。连你,
韶华,我竟也没有寄过片言只字。我必须斩断过去,在泯灭掉记忆的真空中,
才能苟活下去。幸亏纽约是如此庞大而又冷漠无情,藏身在曼哈顿汹涌的人
潮中,销声匿迹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在这里,我浮沉在一个分裂的世界中。
白天,我在一家大学的图书馆里工作,在地下室的书库中,终日跟那些散发
着霉气的旧书籍为伍。可是到了晚间,回到六十九街的公寓阁楼里,我便急
不待等地穿上夜行衣,投身到曼哈顿那些棋盘似的大街小巷,跟随着那些三
五成群的夜猎者,一条街、一条街追逐下去,我们在格林威治村捉迷藏似的
追来追去,追到深夜,追到凌晨——
直到天亮前后,我们拖着疲惫的身子,终于迈向我们的最后的归宿中
央公园里去。于是我们一个个像夜猫一般,蹑手蹑脚,就沿着这鸟巢池塘边
这条小径,越过两座山坡,潜入公园中央那一顷又深又黑的原始森林中,在
根根巨木的缝隙间,早已掩藏着一具具人体,都在静静地伺候着。在黑暗中,
那些夜行人的眼睛,像野兽的瞳孔,在炯炯地闪烁着充满了欲念的荧光。是
煎熬难耐的肉体饥饿以及那漫漫长夜里炙得人发疼发狂的寂寞,将我们从各
处驱赶到这个文明大都会中心这片数百英亩广漠的蛮荒地带,在暗夜保护下
[3]
的丛林中,大家佝偻在一起,互相取暖,趁着曙光未明,完成我们集体噬人
的仪式。
韶华,在纽约,我在往下直线坠落,就如同卷进了大海的漩涡,身不
由己地淹没下去。八五年我来到这个大城,那场可怖的瘟疫已经在我们圈子
里像缕缕黑烟般四处蔓延散开,就如同科幻电影里来去无踪的庞然怪物,无
论在黑夜里的街上,在人挤人的酒吧里,在肉身碰撞的土耳其浴室中,还是
在公园丛林的幽深处,我都可以敏锐地感觉到它那吼吼的存在。我们大家惊
惶地挤成一团,几乎宿命式地在等着它扑过来将我们一一吞没。那场瘟疫把
纽约变成了死亡之都,而我们却像中了蛊的群族,在集体参与这场死亡的游
戏。
那天离开公园,我没有立刻回家,我转到七十二街上的 Mcgee's 去买醉,
那是我常去的一家爱尔兰酒吧,里面的装饰,有着爱尔兰的古风,桌面椅垫
都铺着厚厚的绿绒。从前 Mcgee's 是中城最负盛名的 gay bar,每晚十点钟
后都挤满了人,可是后来人愈来愈稀少,老板法兰克说,那些常客有一半都
被这场瘟疫卷走了,法兰克自己的年轻爱人 Mcgee's 的酒保保罗上个星期才
辗转病死。那是个星期五的晚上,可是酒吧里疏疏落落只坐满一半,低低的
人语,好像整间酒吧也被一种无形的恐惧镇压住了似的。那晚在 Mcgee's 驻
唱的歌手美丽安倚在钢琴边演唱着一些老流行歌曲。据说美丽安年轻时曾经
有过一番事业,后来沦落到一些小酒吧走唱献艺。她有副沙哑低沉的嗓子,
很随意地便吟唱出一些人世的沧桑。那晚她穿了一袭紧身的黑缎子长裙,襟
上别了一枚纪念 AIDS 的红丝带,一头淡淡的金发挽了一个松拢的发髻,她脸
上细致的皱纹透着萧飒的迟暮。唱到半夜,美丽安宣布,她要唱一首 Danny
Boy 收场,她说这首爱尔兰的古老民谣是一位父亲为他早丧的爱子所写的一
bitino ritual
[4]
阕挽歌,她要把这首歌献给保罗,以及许多那些再也不能来听她唱歌的人儿
们。那晚美丽安唱得特别动情:
But when ye come and all the flow'rs are dying,
If I am dead,as dead I well may be,
You'll come and find the place where I am lying,
And kneel and say an“Ave”there for me.
韶华,那首古老的爱尔兰民谣我曾听过多次,但那晚美丽安那微带颤
抖的凄婉歌声,却深深触动了我自己的哀思,我哀挽我心中那些一去不返的
孩子,他们带走了我的青春、我的生命。
韶华,你曾极力称赞我每年当选为“模范教师”,并且引以为傲。的
确,我在 C 中那十几年,我把全部的心血都献给了那间驰名全国的高中。在
校长、同事的眼里,我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好老师。我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投
注在学生身上,教导他们,照顾他们。在那些十七八岁大孩子的心目中,我
是他们最受敬爱的“吴老师”。可是韶华,连你在内,都被我隐瞒过去了,
我如此孜孜不倦努力为人师表事实上是在极力掩盖我多年来内心一项最隐秘
的痼疾:我对那些大孩子的迷恋。那是一种把人煎熬得骨枯髓尽的执迷,那
种只能紧紧按捺在心底的隐情一天天在腐蚀着我的心脏。
我教了十二年的高三英文,每年在班上我总会寻找得到一双悒郁的眼
睛、一绺斜覆在额上的丰软的黑发、一片落寞孤单的侧影——总有那样一个
落单孩子,背着书包,踏着自己的影子踽踽行过,于是那个孤独寂寞、敏感
内向的少年就成为了我整年痛楚的根源。那又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执迷啊!每
天我都在等待那个时辰,有时是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有时是下午三点到四点,
那是我教授高三英文的时节。就在那短短的五十分钟内,我始得与我心中的
孩子共处一室,度过刹那即逝的一段光阴。然而那又是多么重要的五十分钟!
[5]
因为我的心上人就在眼前,有时窗外的阳光落罩在他的身上,我看得到的只
是一团淡金光晕中一个青春的剪影,那却是一个咫尺天涯遥不可及的幻象。
有时我领着全班朗读课文,众声中我只听得到他一个人年轻的声音对我的回
应,那就是我跟他最亲近的接触,也就是我唯一获得的片刻慰藉,直到下课
铃响,把我从暂短的沉溺中惊醒。于是日复一日,这种锥心刺骨的渴望与绝
望互相轮回下去。直到学期末了,骊歌奏起,在我心中生根已久了的那个少
年影像,骤然拔除,那一阵剧痛就好像胸口上的一块皮肉被利器猛地揭起,
而我心中那个孩子,从此便从我生命中消逝无踪。他永远不会知道,有一个
人的心曾经为他滴血。当然,这个隐秘我全力掩护,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察觉
半点我内心的翻搅掀腾。一年又一年过去,我也渐渐逼近四十的中年,然而
肉身的衰颓并未能熄止我心中那股熊熊的火焰。每天我还得经历炼狱中邪火
的焚烧,只有那五十分钟内,我才获得暂时的消歇。那五十分钟跟我心上孩
子的共处,就是我一天生存的意义。
我在 C 中最后的崩溃是这样的。K 是我在 C 中最后一年高三三班的学生,
他是个异常特殊的孩子,在班上一向独来独往,从来没见过他跟任何人打过
招呼,他的孤独是绝对的。我看着这个忧郁弱质的少年他清瘦的背影在回廊
上彳亍而逝,就有一种莫名的怅惘。学期即将结束,这个在我心中占据了整
整一年的孩子,又将从此消逝。学期最后的一个星期,K 突然缺课,一连几
天没去上学。有一晚,大雨滂沱,K 一身水淋淋地兀自出现在我的学校宿舍
房门口,他来补交英文作文。我在班上有严格规定,作业逾期,一律以零分
计算。K 夹着英文作文簿,进到我的宿舍房间。在灯光下,我发觉 K 一脸苍
白,他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这个一向沉默寡言的少年,断断续续地告䇿我
这几天他缺课的原因。K 的父亲是区公所里的一个基层公务员,上星期突然
中风逝世。K 是独子,须得在家帮助母亲料理丧事。K 知道他的英文成绩平平,
i
ii can
Contact
[6]
如果作文零分,英文一定不及格,会影响到他毕业。“吴老师——”他双手
捧起作文簿递给我,眼睛望着我,嗫嚅地向我求情。他湿透了的头发上雨水
一条条流到他的面颊。就在那一刻,我将 K 一把拥入了怀里,紧紧地搂住他
那瘦弱的身子,我的脸抵住他濡湿的头发,开始热切地对他倾䇿我对他的爱
怜、疼惜,一整年来我对他的渴念、向往,不只是一整年,我是在䇿说我积
压了十几年来绝望的执迷,我怀中搂住的不是 K,是那一个个从我心中拔除
得无影无踪的孩子们。我愈搂愈紧,似乎害怕我怀抱中的这个孤独孩子也从
此消失。K 开始惊惶失措,继而恐惧起来,他拼命想挣脱我的搂抱,手肘用
力撞击我的肋骨,一阵剧痛,我松开了手,K 在大雨中逃离宿舍。他去告了
校长,他说“吴老师精神错乱了”。K 没有说错,韶华,那一刻,我想我真
的疯掉了。
那晚我在 Mcgee's 一直坐到凌晨四点,酒吧打烊。回到六十九街的公寓
阁楼里,我把医生开给我一个月的安眠药全部吞服下去。那晚我喝了七、八
杯不掺水的威士忌,但头脑却清醒得可怕,医生告䇿我,我免疫系统的 T 细
胞已经降到两百以下,随时有发病的可能。我的楼下住过一个保险推销员,
小伙子常常穿了运动短裤到中央公园去练跑步,练得一身肌肉。去年他突然
发病,全身长满了紫黑色卡波西氏毒瘤,我在过道上遇见他,远远地便闻到
一阵腐肉的恶臭。他在公寓房间里病死三天,才被发现。我们圈子里一直盛
传着各种有关这场瘟疫的恐怖故事,据说有人消磨到最后想拔掉氧气管已没
有抬手的力气。我不能等到那一天,一个人躺在阁楼里的床上慢慢腐烂,我
无法忍受那样孤独的凌迟死刑。我对我那空虚的一生并无所恋,理应提早结
束。
[7]
可是我仰药自杀并没有成功,给房东送进了医院。然而我怎么也没有
料到,当我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只剩下短短一程时,在绝望的深渊中,竟
遇见了我曾渴盼一生、我的 Danny Boy。
在圣汶生医院里,“香提之家”(Shanti House)的义工修女护士玫
瑰玛丽对我说:“你现在不能走,还有人需要你的照顾。”她的话直像一道
圣谕,令我不得不听从。出院后修女玫瑰玛丽把我带进了“香提之家”,接
受两星期的训练开始参加义工。不知为什么,韶华,我看到修女玫瑰玛丽穿
上白衣天使的制服时,我就想到你,虽然她的身子要比你大上一倍,可是她
照顾病人时,一双温柔的眼睛透出来的那种不忍的神情,你也有。我记得那
次到医院去探望你,你正在全神贯注替一位垂死的癌症病人按摩她的腹部,
替她减轻疼痛。我看见你的眼睛里噙着闪闪的泪光。
“香提之家”是一个 AIDS 病患的互助组织,宗旨是由病情轻者看护病
情重者,轮到自己病重时,好有人照顾。除了专业的医护人员以外,经常到
“香提之家”来上班的义工有三十多人,各行各业都有,厨子、理发师、教
授,有位还俗的圣公会神父,他自己也是带原者,他常常替弥留的病人念经。
还有几个亚裔义工,一位菲律宾人,他本来就是男护士,另外一位香港人是
服装设计师,大家每天到格林威治村边缘的“香提之家”报到后,便各自到
医院或是病人家里去服务。“香提之家”本身还有一家收容所,专门收容一
些无家可归的末期病人,这所病患的中途之家就在东边第六街上。
第一个分派给我照料的病人便是丹尼,Danny O'Donnell,一个十八岁
的少年。他进出圣汶生已有好几次,最后一次是因为急性肺炎,医生说他大
概只有几个星期的存活期,所以转进了“香提之家”的收容所。先前看护他
的义工自己病倒了,住进医院,临时由我接手。我再也不会忘记,韶华,那
是去年十二月的头一天,一个阴寒冰冷的下午,天上云层密布,纽约第一场
1mn
[8]
大雪即将来临。我按着地址摸索到东边第六街,那是个古旧僻静的地段,街
头有座小小的“忧愁圣母”天主堂,对街却是一所犹太教堂。收容所在街尾,
是一幢三层楼公寓式的老房子,外面砖墙长满了绿茸茸的爬墙虎,把门窗都
遮掩住,看起来有点隐蔽。收容所里三层楼一共有十五个安宁病房,只有两
个男护士在忙进忙出。其中一个黑人护士看见我来报到松了一口气,说道:
“感谢上帝,你终于来了,我们根本没空去照顾楼上的丹尼。”他说收容所
里早上才死掉两个病人,他们一直在忙着张罗善后。黑黝黝的一幢楼里,每
层楼我都隐隐听得到从那些半掩半开的房间里,传出来病痛的呻吟。楼里的
暖气温度调得太高,空气十分闷浊。
丹尼的房间在三楼,面向街道,他一个人躺在靠窗的一张床上,他看
见我走进去微笑道:“我以为你今天不会来了,吴先生。”他的声音非常微
弱,大概等我等得有点不安起来。丹尼看起来比他实际年龄还要幼稚,他的
头发剃短了,病得一脸青白,蜷缩在被单下面,像个病童。“我要喝水。”
丹尼吃力地说道。我去盛了一杯自来水,将他从床上扶起,他接过杯子,咕
嘟咕嘟把一杯水一口气喝尽,大概他躺在床上已经干渴了许久。“丹尼,你
需要洗个澡。”我对他说。“我像只臭鼬,是吗,吴先生?”丹尼不好意思
地笑了起来,他身上透着阵阵触鼻的秽臭,白色睡袍上渗着黄一块黑一块的
排泄物。我到浴室里,把浴缸放上了热水,然后过去把丹尼扶下床,我让他
将一只手臂勾着我的脖子,两人互相扶持着,踉踉跄跄,蹭入了浴室。我替
他脱去脏睡袍,双手托住他的腋下,帮助他慢慢滑进浴缸。丹尼全身瘦得只
剩下皮包骨,两胁上的肋骨根根突起,好像一层青白的皮肉松松地挂在一袭
骨架上似的。他的背睡出了几块褥疮,已有了裂口,我用海绵轻轻替他洗擦,
他也痛得喔唷乱叫,好像一只受了伤的呜咽小犬。折腾了半天,我才替丹尼
将身体洗干净,两人扶持着,又踉跄走回房中。
6th
cafe Issue
Troanid
you2h
strenuous
7
[9]
受训期间,修女玫瑰玛丽教授我们如何替病人系扎尿兜,她说末期病
患大小便失禁都需要这个宝贝,她那一双胖嘟嘟的手十分灵巧,两下就把一
只尿兜绑扎得服服帖帖。我去向黑人护士要了一只尿兜替丹尼系上,他穿上
白泡泡的尿兜仰卧在床上,一双细长的腿子撑在外面,显得有点滑稽而又无
助,我禁不住笑道:“Danny Boy,你看起来像个大婴儿。”丹尼看看自己,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他洗过澡后,青白的脸上,泛起了一丝血色,他那双淡
金色的眉毛下面,深深嵌着一双绿玻璃似的眼睛,削挺的鼻子鼻尖翘翘的,
嘴唇薄薄,病前那应该是一张稚气未脱的清俊面庞,可是他的眼膛子却病得
乌黑,好像两团瘀青,被什么重器撞伤了似的。丹尼的口腔长了鹅口疮,只
能喝流汁,我喂了他一罐有樱桃味的营养液,最后替他重新接上静脉注射的
管子,他需要整夜打点滴注射抗生素,遏止肺炎复发。医生说丹尼的 T 细胞
只剩下十几个,免疫能力已经十分脆弱。“你明天还会来吧,吴先生?”丹
尼看我要离开,有点慌张起来。“我明天一早就来。”我说,我替他将被单
拉好。
傍晚外面开始飘雪了,走到圣马可广场上,雪花迎面飞来,我一连打
了几个寒噤。每天到了这个时候,我的体温便开始升高,我感到我的双颊在
灼灼发烧。可是韶华,我要告䇿你,那一刻,我内心却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
激动,那是我到纽约三年来,头一次产生的心理感应。在纽约三年,我那颗
心一直是枯死的,我患了严重的官能失调症,有时四肢突然如同受到急冻,
麻木坏死,变得冷热不分,手指被烫起泡竟也没有感觉。可是那一刻,当我
把丹尼从浴缸里抱起来,扶着他那羸瘦的身子,一步一步,挣扎回转房间时,
我心里突然涌起了一种奇异的感动,我感到我失去的那些孩子好像一下子又
都回来了,回来而且得了绝症垂垂待毙,在等着我的慰抚和救援。我替丹尼
接上点滴管子时,我看到他两只臂弯上由于静脉注射过于密集,针孔扎得像
I 2 II
Z
E
b c
78
a
C
7
[10]
蜂窝一般,乌青两块。望着床上那个一身千疮百孔的孩子,我的痛惜之情竟
不能自已。那晚独行在圣马可广场的风雪中,我感到我那早已烧成灰烬的残
余生命,竟又开始闪闪冒出火苗来。
我一共只照顾了丹尼两个星期,一直到十二月十四日他逝去的那晚。
那些天我简直奋不顾身,到了狂热的地步。那是我一生最紧张最劳累的日子,
可是也是我一生中最充实的十四天。
丹尼夜间盗汗,第二天早上,我去看他,他整个身子水汪汪地躺在浸
得湿透湿透的床单上,他的睡袍紧贴在身上,已经冰凉。当天晚上我便决定
搬进“香提之家”的收容所去,可以二十四小时看护他。收容所的男护士非
常欢迎我住进去,他们可以有一个全天候的帮手,那个黑人护士给了我一条
毛毯,他说我可以睡在地毯上。韶华,我真正尝到做特别护士的滋味了。我
记得你曾告䇿我,你第一次当特别护士,一个星期下来便瘦掉了两公斤。每
天晚上我起身两三次,替丹尼换衣服、擦干身子,他到了夜里全身便不停地
冒虚汗,我在床单上铺了一条厚厚的大毛巾,卧在上面可以吸汗,这样,丹
尼可以安稳睡去片刻。我躺在丹尼床边的地毯上,守着他,直到天明。有时
半夜醒来,看见丹尼静静地躺着,我禁不住会爬起来,弯身去听听他的呼吸,
我一直有一种恐惧,在我睡梦中,那个孩子的呼吸突然停止。我明知那个脆
弱的生命像风里残烛,随时可能熄灭,然而我却珍惜我与我的 Danny Boy 共
处的每一时刻。
在我悉心调理下,丹尼的病情稳定了几天,人也没有那样虚弱。有一
天,他的精神比较好,我替他换上干净睡袍,扶他起床坐到靠窗的沙发靠椅
上,然后用一条毛毯把他团团裹起来。纽约的风雪停了,窗外阳光耀眼地灿
烂,街上那些大树的枝丫上都结了一层冰,一排排冰柱下垂着。丹尼大概很
久没有注意外面了,看到窗外树上的冰柱给太阳照得闪闪发光,显得很兴奋
I
1
2 2
[11]
的样子。“吴先生,”他对我说道,“圣诞节快到了吧?”“还有十七天。”
我算了一下。“两个星期前我打电话给我父母,我说我想回家过圣诞,他们
吓坏了,马上寄了两百块钱来,”丹尼笑道,“他们坚决不让我回家,怕我
把 AIDS 传染给我弟弟妹妹。”
丹尼的家在新泽西的纽沃城,他父亲是一个搬运工人,祖上是从爱尔
兰来的,一家虔信天主教,丹尼在家中是老大,下面有五个弟弟妹妹,家里
很穷,父亲又严厉,母亲常年卧病,他十六岁便逃到曼哈顿来自己讨生活了。
他说他什么零工都打过,在“小意大利”城送了很久的比萨饼。去年医生䈀
断他得了 AIDS 的时候,他打电话给他母亲,他母亲在电话里哭了起来,叫他
赶快到教堂去祈祷,向上帝忏悔。丹尼说他不是一个很好的天主教徒,到了
纽约来,一次教堂也没有上过,不过他说等他身体好一些,他会到路口那家
“忧愁圣母”天主堂去望弥撒。“我希望上帝会原谅我。”丹尼很认真地说
道。“我干过很多蠢事。”他摇着头有点自责。他刚到纽约来不久便坐进了
监牢,他替一个毒贩子运送两包海洛因,当场被警察逮住。在牢里他被强奸
轮暴,“一次有五、六人,”他说,“白人、黑人、拉丁族都有,还有一个
印第安人呢!”丹尼向我做了一个鬼脸,医生判断可能他在监牢里已经染上
了病。沉默片刻,丹尼平静地说道:“医生说我活不长了,不晓得还过不过
得了这个圣诞。”我捧了一杯牛奶去喂他,“圣诞节我去买‘蛋酒’回来,
我们一起喝。”我说。
第十天早上,丹尼突然叫头痛,痛得双手抱住脑袋满床滚。修女玫瑰
玛丽曾经告诫过我们,病人到了最后阶段,病毒可能侵入脑神经细胞,会产
生剧烈疼痛。我赶紧去把黑人护士叫来,替丹尼注射了大量的吗啡麻醉剂,
不一会他的神志却开始混淆不清了,有时候他瞪着一双空洞失神的眼睛望着
我,好像完全不认识似的,有时他却像小儿一般嘤嘤地抽泣,我坐在他身边,
[12]
轻轻拍着他的背,一直到他昏睡过去。到了最后两天,丹尼完全昏迷不醒,
虽然他戴上了氧气罩,呼吸还是十分困难,呼吸一下,整个胸部奋而挺起,
然后才吃力地吐出一口气来,双手却不停地乱抓。到了十四号那天晚上,丹
尼的气息愈来愈微弱,有两次他好像已完全停止呼吸,可是隔一阵,又开始
急喘起来,喉咙里不停地发着嘀嘀的声音,好像最后一口气,一直断不了,
挣扎得万分辛苦。我在他的床沿坐了下来,将他轻轻扶起,让他的身子倚靠
在我的怀里,然后才替他将氧气罩慢慢卸下。丹尼一下子便平静下来,头垂
下,枕在我的胸上,身子渐渐转凉。我的 Danny Boy 终于在我怀里,咽下了
他最后的一口气。
韶华,窗外夕阳西下,已近黄昏,我的视线也渐渐黯淡起来。医生说
我的眼球网膜已开始有剥离的现象,随时有失明的危险。上午我起身去上厕
所,一下失去平衡,幸亏大伟在旁边扶我一把,没有摔跤。大伟是“香提之
家”派来照顾我的义工,他是个六尺开外的德州大汉,剃了一个光头,头上
扎着一块印花红布头巾,右耳戴着一只金耳环,像《金银岛》里的海盗。但
大伟却有一颗细致温柔的心,是个一流看护。他在“香提之家”当了两年义
工,送走了九个病人,其中一个是他相伴多年的爱人。“别担心,”那个德
州大汉安慰我,“有我在这儿陪着你呢。”
韶华,我伴着丹尼一起经历过死亡,我已不再惧畏,我不再怕它了。
事实上我已准备妥当,等待它随时来临。丹尼病逝后不到一个月,我自己开
始发病。虽然此刻我的肉身在受着各种苦刑,有时疼痛起来,冷汗涔涔,需
要注射吗啡止痛,但我并不感到慌乱,心灵上反而进入一片前所未有的安宁。
在我生命最后的一刻,那曾经一辈子啮噬着我紧紧不放的孤绝感,突然消逝。
韶华,我不再感到寂寞,这就是我此刻的心境。记得我们年纪还很小的时候,
我十二岁,你大概才八九岁吧,有一天我带你爬到我们新店后山那条溪边去
[13]
玩耍。那时刚下过暴雨,溪流湍急,我不小心脚下一滑,坠入溪中,让急流
冲走一二十丈才被一块大山石挡住。我挣扎上岸,额头撞伤了,血流满面。
你跑过来,看到我受伤的狼狈,你一脸惶恐,急得流泪。多少年后,你每次
到学校来看我,在你温煦的笑容后面,我总看到你从前那张幼稚脸上惶急的
神情。我知道,你从小就一直暗暗替我担心。你接到这封信时,可能我已离
开人世,我要让你知道,我走得无憾,你不必为我悲伤。你在医院工作那么
久,生死大关,经历已多,相信这次你必然也能坦然相对。你是有宗教信仰
的,那么就请你替我祈祷吧。
大伟进来了,他替我买了晚餐来,是街上广东馆子的馄饨面,我就此
搁笔了。
云哥
一九八八年四月廿九日
云哥六十九街这间公寓阁楼在五楼,东边窗户对街,我站在窗边望下
去,首先入眼的便是人行道上相对两排梨树树顶上涌冒出来一大顷白茫茫的
花海,那些密密匝匝的白花开得如此繁盛,一层叠着一层,风一吹,整片花
海随着波动起来,落花纷飞,好像漫天撒着白纸屑。我没料到,曼哈顿的春
天竟是如此骚动不安。三天前我从台北匆匆赶到纽约,云哥已经走了。“香
提之家”的义工大伟告䇿我,他是死在自己的公寓里的,这是他最后的愿望。
我赶来纽约,原本希望能够看护云哥最后一程。那也是我的一个心愿,我考
上护专的时候,就对云哥讲过:“你以后生病,我可以当你的护士了。”那
次他滑落到溪水中被石头撞伤的事情我记得很清楚。他蹲在地上满脸血污的
痛苦模样,一直深深烙在我的心中,云哥是个受过伤的人——那就是我对他
无法磨灭的一个印象。
[14]
云哥是大伯的遗腹子,大伯母生下云哥后便改嫁到日本去了。云哥过
继到我们家里来,其实是件十分勉强的事。父亲倒是个无所谓的人,他日夜
忙着在贸易公司上班,根本顾不到家里事。母亲心胸狭窄,总把云哥当做累
赘,尤其是小弟福仔出世后,母亲对云哥防得更严了,年夜饭一只鸡,两只
鸡腿留给了小弟,我吃鸡胸,云哥只好啃鸡颈子鸡脚。不过云哥很识相,他
谨守本分,退隐到家庭一角,默默埋首于他的学业,在学校里,他一直是名
列前茅的优秀生。中学时期,云哥原本是个韶秀少年,性格温柔,我跟他从
小亲近,母亲偏心,我为他不平,对他总有一份特别的袒护。那个时期,我
大概算是他唯一的朋友,我看见他那落单的身影,飘来飘去,像片无处着落
的孤云,就不禁为他心折。有时夏夜里满天星斗,我跟云哥坐在新店溪的岸
边乘凉,我们谈未来谈理想,我说我要当护士,我看过南丁格尔传,看护病
痛,我觉得是一种崇高的职责,而且我喜欢护士头上那顶浆得挺挺的白帽子,
戴起护士帽很神气。云哥那时就立志要当中学老师了,他的耐性好,教我作
业从不嫌烦,我知道他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好老师。后来云哥果然考上师范
大学英文系,如愿以偿。
云哥上了师大后,很少回家,跟我也疏远了。而我自己当上白衣天使,
恋爱结婚,日夜值班,过着幸福美满又忙碌得分秒必争的日子,也就把云哥
暂时忽略在一旁。等到我自己安定下来,重新开始去关心他,云哥已在 C 中
教书多年。有时我去他学校的单身宿舍去找他,总发觉他房间墙上又多了一
个镜框,是教育部新颁发给他的优良教师奖状,挂满一排。下面一排是他跟
学生们一起合照的毕业照,从一九七一年开始,一年复一年排下来,那些学
生永远那么年轻,而云哥却已是渐近中年的资深教师了。三年前最后一次我
去看云哥,他请我到学校附近的小馆去吃水饺,吃完天色尚早,我们漫步到
植物园里,在荷花池边的靠椅上坐了片刻。那是个秋天的傍晚,荷花已经开
[15]
过,只剩下荷叶一缕残香。云哥跟我谈了一些教书的苦经:学生愈来愈不好
教,不肯用功,外务太多,难管理。“老师不好当啊。”云哥摇着头苦笑了
一下,便沉默下来。夕阳的晚照落在云哥身上,我突然发觉他的发鬓竟起了
斑白,他不过四十,额上眼角都浮起了皱纹,脸上一抹早衰的憔悴,比他实
际年龄要苍老得多,而他眉宇间少年时就带有的一股挥之不去的落寞似乎更
加深沉了。我感觉得到云哥的心事很重,他非常地不快乐。没有多久,云哥
突然失踪,不告而别。
“香提之家”的义工大伟把云哥这间公寓阁楼收拾得很整齐,一点也
看不出大劫过后的凌乱。云哥床上的被单垫褥都收走了,只剩下一架空床。
房间浴室已经消过毒,有股强烈的消毒药水气,我将窗户打开,让外面的新
鲜空气吹进来,驱走一些药味。在医院里,那些传染病的隔离病房,病人一
断气抬走,清洁人员马上进去做清毒措施。前个月有一位 AIDS 病人死在我们
医院里,那是我们医院头一宗病例,医院如临大敌,去病房消毒的清洁人员
戴上面罩穿扎得如同太空人般。大概消毒水用得特别多,一股呛鼻的药水气
久久不散,走近那间病房远远便可闻到。
云哥实在高估我了,虽然我在医院工作已有十年,经常出入生死场,
然而面临生死大关,我始终未能真正做到坦然以对。开始的时候,我曾在癌
症病房服务过,目睹一些末期病人垂死挣扎的极端痛苦,不禁魂动神摇,回
到家中,一颗颤慄的心久久未能安伏。常常晚上,我一个人悄悄走到巷口的
华山堂去做晚祷,跪在教堂里默默向上帝哭䇿人间的悲惨,告解我内心的无
助与彷徨。然而职业的要求与时间的研磨却把我训练成一个硬起心肠肩挑病
痛的资优护理人员,我终于怅然了悟到,作为白衣天使,对于那些濒临死亡
的末期病人,最后的责任,就是护送他们安然踏上那条不归路。“香提之家”
的义工大伟告䇿我,云哥走得很安详,他的神志一直是清醒的。大伟说云哥
[16]
是他照顾的病人中,走得最干净的一个。我的确相信,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云哥不再感到孤独与寂寞。窗外的阳光斜照在云哥的空床上,我在床边跪了
下来,倚着床沿开始祈祷,为云哥、为他的 Danny Boy,还有那些千千万万
被这场瘟疫夺去生命的亡魂念诵一遍“圣母经”。
Danny Boy
Bai Xian Yong
Shao Hua:
I must finish this letter before my vision blurs completely. My time is very limited, and I’m not sure if I’ll be able to recount the final chapter of my life for you in full. Before I leave, I need to let you understand my current state of mind. I know that all these years, you’ve been worrying about me. I can’t leave like this and let you continue to worry in vain. The doctor said the virus has already invaded my eyeballs, and at any moment, my sight could go dark, and this world would vanish from me. I must hurry and write down a few things for you.
Everything began last autumn. It was late November, the deep of fall, and the weather had already turned cold. As I walked through the streets of Manhattan, the cold wind lashed against me. That day, I left St. Vincent’s Hospital and took the subway home, getting off at 57th Street. I turned a corner and, without thinking, found myself in Central Park again. The park was the same as always—people jogging in sportswear, people walking their dogs, and a group of Latino teenagers practicing baseball on the grass, their shouts in Spanish echoing around. It was around five or six in the evening, and the setting sun still cast its light through the gaps in the trees, scattering across the withered leaves on the ground. These were all familiar sights, yet I felt as though I had suddenly stepped into an unfamiliar place. Everything around me seemed unreal. Even the towering buildings on Fifth Avenue across the park, in the soft twilight, looked like a mirage, like distant, hazy shadows. I could feel it—my familiar world was rapidly disintegrating.
I sat down on a bench by the Boathouse Pond in the park, my mind blank, my nerves completely numb. For a moment, all my panic and fear were frozen. In that instant, I felt a strange sense of relief, as if everything had already been decided. What was meant to happen had finally come. At the hospital, the elderly Jewish doctor had placed my blood test results in front of me and solemnly told me that I was HIV positive. He explained the diagnosis at length and prescribed a large number of medications. Before I left, he added a few words of comfort and encouragement. But I had already suspected the results. For the past two months, the constant low fever, the uncontrollable cough, and the frequent night sweats had made me realize that the end was near. Deep down, I might have even been hoping for this day to come quickly, to bring an early end to my barren and twisted life.
Three years ago, I left Taipei without a word. I imagine you’ve already come to terms with it. I’ve always had a faint hope that you would forgive all my absurdities. I left that city in a panic. The school principal, showing me mercy, asked me to resign and leave quietly. I assume he didn’t want the news to spread and damage the school’s reputation. He probably couldn’t face explaining to the students how the model teacher he so often praised had violated the school’s primary code of conduct by committing such a shameful act.
These past years, I’ve hidden away in New York, cutting off all contact with the past, including with you, Shao Hua. I’ve had to sever ties with everything, to live in a vacuum of forgotten memories in order to survive. Thankfully, New York is so vast and indifferent. Disappearing into the crowds of Manhattan wasn’t difficult. Here, I floated between two worlds. By day, I worked in a university library, spending my hours in the basement archives, surrounded by musty old books. But at night, when I returned to my loft on 69th Street, I would impatiently put on my nightclothes and lose myself in the grid of Manhattan’s streets, following the night hunters in their groups of two or three, chasing through the streets until the late hours of the night, until dawn.
Just before daybreak, we would drag our exhausted bodies to our final destination: Central Park. Like owls, we would sneak along the path by the Boathouse Pond, cross two hills, and slip into the dark, primordial forest in the center of the park. Hidden between the ancient trees were bodies lying silently in wait. In the darkness, the eyes of the night prowlers glowed like those of wild beasts, flashing with the light of desire. It was the unbearable hunger of the flesh, along with the searing loneliness of the long night, that drove us from all corners to this vast wilderness in the heart of the civilized metropolis. In the protective cover of night, we huddled together for warmth, performing our collective ritual of devouring one another before the first light of dawn.
Shao Hua, in New York, I was falling—falling straight down, as if I had been sucked into a whirlpool in the sea, drowning with no way out. When I arrived in this city in 1985, the terrifying plague had already spread through our community like tendrils of black smoke. It was like the invisible monsters in science fiction films—everywhere yet unseen. On the streets at night, in crowded bars, in the steamy Turkish baths, or in the dark depths of the park’s forest, I could feel its looming presence. We all huddled together, almost fatalistically waiting for it to come and consume us one by one. The plague turned New York into a city of death, yet we seemed to be under some kind of curse, participating in this collective game of death.
After leaving the park that day, I didn’t go home right away. Instead, I went to McGee’s on 72nd Street to get drunk. McGee’s is an Irish bar I often frequent. Its decor is old-fashioned, with thick green velvet covering the tables and chairs. In the past, McGee’s was the most popular gay bar in Midtown, packed with people every night after 10 PM. But over time, the crowds thinned out. The owner, Frank, said that half of the regulars had been taken by the plague. Frank’s young lover, Paul, who worked as a bartender at McGee’s, had just passed away from the illness last week. It was a Friday night, but the bar was only half-full. The low murmur of voices seemed to be stifled by an invisible fear. That night, Marianne, the resident singer at McGee’s, was performing some old hits. It was said that she had once had a promising career, but had since fallen to singing in small bars. She had a husky, deep voice, and sang of the sorrows of life with a casual ease. That night, she wore a tight black satin gown with a red ribbon pinned to her chest in memory of those who had died from AIDS. Her pale blond hair was loosely tied in a bun, and the delicate wrinkles on her face reflected the fading elegance of her youth. Around midnight, Marianne announced that she would close the night with Danny Boy. She explained that the old Irish ballad was a lament from a father for his son who had died young. She dedicated the song to Paul and all those who would never hear her sing again. That night, Marianne sang with particular emotion:
But when ye come and all the flowers are dying,
If I am dead, as dead I well may be,
You'll come and find the place where I am lying,
And kneel and say an Ave there for me.
Shao Hua, I had heard that old Irish ballad many times before, but that night, Marianne’s trembling, sorrowful voice struck a deep chord within me, stirring up my own grief. I mourned for the children who had been lost forever, taking with them my youth and my life.
Shao Hua, you once praised me for being named “Teacher of the Year” every year and took pride in my achievements. Indeed, during my years at C High School, I poured all my energy into that prestigious institution. To the principal and my colleagues, I was an impeccable teacher. I dedicated all my time and energy to my students, teaching and caring for them. In the eyes of those 17- and 18-year-olds, I was their most respected "Mr. Wu." But Shao Hua, even you were unaware of the deepest secret I harbored: my obsession with those young boys. It was an obsession that drained me to the core, a secret desire that I kept tightly locked inside, corroding my heart day by day.
For twelve years, I taught senior-year English, and each year, I would find myself drawn to a pair of melancholic eyes, to the soft strands of hair falling across a boy’s forehead, to the lonely figure standing apart from the rest. There was always one solitary boy, carrying his backpack and walking in his own shadow, who became the source of my torment for the entire year. This obsession was terrifying. Every day, I would wait for that one hour—sometimes from ten to eleven in the morning, sometimes from three to four in the afternoon—when I taught senior-year English. In those brief fifty minutes, I would be in the same room as the boy I adored, sharing a fleeting moment in time. But oh, how important those fifty minutes were! For in that time, my beloved was right before me. Sometimes, the sunlight would fall upon him through the window, and all I could see was a silhouette bathed in a soft golden glow—a distant, unreachable figure. Other times, I would lead the class in reading aloud, and in the chorus of voices, I could hear only his young voice responding to mine. That was the closest I ever came to him, my only moment of solace, until the bell rang, snapping me out of mytemporary reverie. And so, day after day, this cycle of intense yearning and despair repeated itself. By the end of the school year, when the farewell songs were sung, the image of the boy that had taken root in my heart would be abruptly torn away. The pain of it was like a piece of flesh being ripped from my chest, and that boy would disappear from my life forever, never knowing that someone had bled for him. Of course, I kept this secret hidden, ensuring that no one ever saw the turmoil raging inside me. Year after year, I grew closer to middle age, approaching forty. Yet the decline of my body didn’t extinguish the fire that burned within me. Every day, I endured the searing flames of my inner torment, and only during those fifty minutes with the boy in my class could I find a moment of peace. Those fifty minutes with him were the very reason I got through each day.
My final collapse at C High happened like this. K was a student in my last senior-year English class. He was an unusually solitary child, always keeping to himself, and I had never seen him speak to anyone. His isolation was absolute. I would watch this melancholy, frail boy walk down the corridor, his slender back fading into the distance, and I would feel an inexplicable sorrow. The school year was coming to an end, and the boy who had occupied my heart for an entire year would soon vanish. In the last week of the semester, K suddenly stopped coming to class and was absent for several days in a row. Then one evening, during a heavy downpour, K showed up at my dormitory door, soaked through. He had come to submit his English essay. I had a strict rule in class that any late assignments would receive a zero. K, with his essay clutched in his hand, entered my room. Under the light, I noticed how pale he was, and his voice trembled as he spoke. This boy, who had always been so silent, told me in halting words why he had missed school. K’s father, a low-level government employee, had suddenly died from a stroke the previous week, and as an only child, K had to stay home to help his mother with the funeral arrangements. K knew that his English grade wasn’t strong, and if he got a zero on this essay, he would fail the class, which would affect his ability to graduate. “Mr. Wu—” he handed me the essay, his eyes pleading with me for mercy. His wet hair dripped down his face, and at that moment, I pulled K into my arms and held him tightly. I pressed my face against his wet hair, pouring out all the love and tenderness I had for him, the yearning and desire I had kept locked away all year. No, it wasn’t just for K—it was for all the boys who had disappeared from my heart over the years, one after another. I held him tighter and tighter, terrified that this lonely boy would also slip away from me. K began to panic and then grow frightened, struggling to break free from my grip. His elbow jabbed painfully into my ribs, and with a sharp pain, I let go. K ran out into the rain, fleeing from my dormitory. He reported me to the principal, telling him that “Mr. Wu has lost his mind.” K wasn’t wrong, Shao Hua. In that moment, I really had gone mad.
That night at McGee’s, I sat drinking until 4 a.m., when the bar closed. When I returned to my loft on 69th Street, I swallowed all the sleeping pills the doctor had prescribed for a month. That night, I drank seven or eight glasses of whiskey, straight, yet my mind was frighteningly clear. The doctor had told me that my immune system’s T-cells had dropped below 200 and that I could fall ill at any moment. A young insurance salesman had lived in the apartment below me, a guy who used to run in Central Park wearing shorts, his body toned with muscle. Last year, he suddenly fell ill, his entire body covered with dark purple Kaposi’s sarcoma lesions. When I passed him in the hallway, I could smell the stench of rotting flesh from a distance. He died in his apartment, his body undiscovered for three days. In our circle, rumors circulated constantly about the horror stories surrounding this plague. They said that some people, in their final moments, no longer had the strength to lift a hand to pull out their oxygen tubes. I couldn’t wait for that day to come—lying alone in my loft, slowly rotting away. I couldn’t bear the thought of dying a slow, isolated death. I had no attachment to my empty life, and I knew I should end it early.
But my suicide attempt failed, and the landlord sent me to the hospital. Yet what I never expected was that, at the end of my life, in the depths of despair, I would meet the person I had longed for all my life—my Danny Boy.
At St. Vincent’s Hospital, a volunteer nun from Shanti House, Sister Rosemary, said to me: “You can’t leave yet. There’s someone who needs your care.” Her words struck me like a commandment from above, and I couldn’t help but obey. After I was discharged from the hospital, Sister Rosemary brought me to Shanti House to receive two weeks of training and to start volunteering. I don’t know why, Shao Hua, but when I saw Sister Rosemary in her white nurse’s uniform, I immediately thought of you. Though she’s much larger than you, the compassionate look in her eyes when she cared for patients reminded me of you. I remember when I visited you at the hospital, watching you gently massage the abdomen of a dying cancer patient to ease their pain. I saw tears glistening in your eyes.
Shanti House is an AIDS support organization where those with milder symptoms care for those who are more critically ill, so that when their own condition worsens, there will be someone to take care of them. Aside from professional medical staff, there are over thirty regular volunteers from all walks of life—chefs, barbers, professors, and even a former Episcopalian priest who is himself HIV positive. He often recites prayers for the dying. There are also several Asian volunteers, including a Filipino nurse and a Hong Kong fashion designer. Every day, we report to Shanti House, located on the outskirts of Greenwich Village, and then head out to hospitals or patients’ homes. Shanti House also runs a shelter on East 6th Street for homeless patients in the final stages of AIDS.
The first patient assigned to me was Danny O'Donnell, an eighteen-year-old boy. He had been in and out of St. Vincent’s several times, and this last time he was admitted for acute pneumonia. The doctor said he had only a few weeks to live, so he was transferred to the shelter at Shanti House. His previous caretaker had fallen ill and was hospitalized, so I was assigned to take over. I will never forget, Shao Hua, it was December 1st of last year, a cold, bleak afternoon with thick clouds gathering in the sky. The first big snowstorm of the season was about to hit New York. Following the address, I found my way to East 6th Street. It was an old, quiet neighborhood. At one end of the street was a small church, Our Lady of Sorrows, and across from it, a synagogue. The shelter was at the far end of the street, a three-story apartment building covered in ivy, its windows and doors hidden beneath the vines, giving it a somewhat secretive appearance. Inside the shelter, there were fifteen hospice rooms spread across three floors, with only two male nurses rushing about. One of the nurses, a Black man, sighed with relief when he saw me and said, “Thank God you’re here. We haven’t had time to check on Danny upstairs.” He told me that two patients had died that morning, and they’d been busy handling the aftermath. In the dimly lit building, I could faintly hear groans of pain from the half-closed doors of the rooms on each floor. The heating was turned up too high, and the air was stuffy.
Danny’s room was on the third floor, facing the street. He was lying alone in a bed by the window. When he saw me enter, he smiled weakly and said, “I thought you weren’t coming today, Mr. Wu.” His voice was faint, and it seemed that he had been anxiously waiting for me. Danny looked even younger than his eighteen years. His hair was cut short, his face pale and sickly, and he lay curled up under the sheets like a sick child. “I’m thirsty,” Danny said weakly. I got him a glass of water and helped him sit up in bed. He gulped the water down in one breath, as if he had been parched for a long time. “Danny, you need a bath,” I said to him. “I must smell like a skunk, right, Mr. Wu?” Danny smiled sheepishly. His body emitted a pungent odor, and his white nightgown was stained with yellow and black patches from his bodily fluids. I went to the bathroom and filled the tub with hot water, then helped Danny out of bed. He put one arm around my neck, and we supported each other as we stumbled into the bathroom. I removed his soiled nightgown and carefully lowered his frail body into the bathtub. Danny was nothing but skin and bones, his ribs jutting out as if his thin, pale skin were loosely draped over a skeleton. His back had several bedsores, some of which had split open. I gently sponged his body, but even then, Danny yelped in pain likea wounded puppy. After what felt like an eternity, I finally finished washing Danny’s body. Together, we stumbled back to his room, both of us exhausted.
During the volunteer training, Sister Rosemary had taught us how to properly fasten a catheter. She told us that terminal patients often lose control of their bladder and bowels, so this would be essential. Her chubby hands were incredibly skillful, tying the catheter with ease. I went to the Black nurse to get one for Danny, then carefully secured it on him. Lying back in bed with the catheter in place, his long legs stretched out helplessly, Danny looked a bit comical and pitiful. I couldn’t help but laugh and said, “Danny Boy, you look like a big baby.” Danny glanced at himself and sighed with a touch of resignation. After the bath, his pale face regained a bit of color, and beneath his thin, blond eyebrows, his green eyes glimmered like pieces of glass. His sharp nose curved slightly upward at the tip, and though illness had ravaged his features, it was clear that he had once been a strikingly handsome boy, still bearing the traces of youthful innocence. But his eye sockets were dark and bruised, like he’d been punched. His mouth was full of sores, so he could only drink liquids. I fed him a can of cherry-flavored nutritional drink, then reconnected the intravenous drip for his antibiotics, which he needed all night to keep his pneumonia at bay. The doctor said Danny’s T-cell count had dropped to just a handful, leaving him with almost no immune system. “You’ll come back tomorrow, right, Mr. Wu?” Danny asked anxiously as I was about to leave. “I’ll be here first thing in the morning,” I promised, tucking the blankets around him before saying goodbye.
That evening, as I walked through St. Mark’s Square, the first snowflakes of the season began to fall. They stung my face, and I shivered violently. Every day at this time, my temperature would rise, and I could feel my cheeks burning with fever. Yet, Shao Hua, I must tell you that in that moment, I felt an inexplicable surge of emotion—the first real sensation I’d had in three years of living in New York. For three years, my heart had been dead, and I suffered from severe psychosomatic numbness. At times, my limbs would feel as if they had been frozen, turning completely numb, unabl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hot and cold. Even when I burned my fingers and raised blisters, I couldn’t feel a thing. But at that moment, as I lifted Danny out of the bathtub and helped his frail body step by step back to his room, a strange sense of warmth washed over me. I felt as though all the children I had lost were suddenly returning, coming back to me, sick and dying, waiting for my comfort and rescue. When I connected Danny’s IV, I noticed that his arms were covered in bruises from the countless needle pricks. The sight of that frail body, covered in wounds, stirred a deep sense of compassion in me that I couldn’t control. As I walked through the snow and wind that night in St. Mark’s Square, I realized that the flickering embers of my life, long reduced to ashes, had begun to glow again.
I cared for Danny for only two weeks, until the night of December 14th, when he passed away. During those days, I threw myself into his care with an almost manic intensity. Those were the most exhausting and physically demanding days of my life, but they were also the most fulfilling fourteen days I’ve ever lived.
Danny would break out in night sweats. One morning, I arrived to find him lying in a pool of sweat, his nightgown soaked through and freezing cold against his body. That night, I decided to move into Shanti House’s shelter so I could be with him 24/7. The nurses welcomed me enthusiastically—they were grateful to have an extra set of hands. The Black nurse gave me a blanket and said I could sleep on the carpet in Danny’s room. Shao Hua, I truly experienced what it’s like to be a full-time caregiver. I remember you once told me that during your first week as a special nurse, you lost two kilograms. Every night, I got up two or three times to change Danny’s clothes and wipe his body dry. His night sweats were so severe that I laid a thick towel over the bed to absorb the moisture, which helped him sleep a little more peacefully. I slept on the carpet beside Danny’s bed, keeping vigil over him until morning. Sometimes, I would wake up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nd crawl over to listen to his breathing, fearful that it might suddenly stop while I slept. I knew that Danny’s fragile life was like a flickering candle, on the verge of being snuffed out at any moment. And yet, I treasured every second I spent with my Danny Boy.
Under my care, Danny’s condition stabilized for a few days, and he wasn’t as weak. One day, he was feeling better, so I helped him into a clean nightgown and sat him in the armchair by the window, wrapping him in a blanket. The snow had stopped, and the sun shone brightly outside. The branches of the trees were covered with ice, and icicles dangled from them, glittering in the sunlight. Danny hadn’t noticed the outside world for a long time, and seeing the sparkling icicles on the trees, he seemed excited. “Mr. Wu,” he said to me, “Christmas is coming soon, isn’t it?” “In seventeen days,” I replied. “Two weeks ago, I called my parents and said I wanted to come home for Christmas. They freaked out and immediately sent me $200,” Danny said with a wry smile. “They don’t want me to come home. They’re afraid I’ll give AIDS to my younger siblings.”
Danny’s family lived in Newark, New Jersey. His father was a laborer, descended from Irish immigrants, and his family was devoutly Catholic. Danny was the eldest of six children, and the family was poor. His father was strict, and his mother was chronically ill. Danny had run away to Manhattan at sixteen to make a life for himself, working all kinds of odd jobs. He delivered pizza in Little Italy for a long time. Last year, when he was diagnosed with AIDS, he called his mother, who cried on the phone and begged him to go to church to pray and confess his sins to God. Danny said he wasn’t a good Catholic and hadn’t been to church once since coming to New York. But he promised that once he felt a little better, he would go to Our Lady of Sorrows on the corner for Mass. “I hope God will forgive me,” Danny said earnestly. “I’ve done a lot of stupid things.” He shook his head in regret. Not long after arriving in New York, he had been arrested and sent to jail for transporting two packets of heroin for a drug dealer. In prison, he was raped repeatedly. “There were five or six guys at a time,” he said. “White, Black, Latino—there was even an Indian!” Danny made a grim face. The doctor suspected that he might have contracted the virus during his time in prison. After a brief pause, Danny said quietly, “The doctor says I don’t have much time left. I wonder if I’ll make it through this Christmas.” I brought him a cup of milk and said, “I’ll buy some eggnog for Christmas. We can drink it together.”
On the morning of the tenth day, Danny suddenly began to complain of a severe headache, clutching his head in agony and rolling around the bed. Sister Rosemary had warned us that in the final stages of the illness, the virus might invade the brain cells, causing extreme pain. I rushed to get the Black nurse, who injected Danny with a heavy dose of morphine. Before long, Danny’s mind became muddled. Sometimes he stared at me with blank, unrecognizing eyes, and other times he cried like a little child. I sat beside him, gently patting his back until he fell into a deep sleep. In the last two days, Danny slipped into a coma. Even with the oxygen mask on, his breathing was labored—each breath causing his chest to rise dramatically before he struggled to exhale. His hands constantly twitched and grabbed at the air.
On the evening of the fourteenth, Danny’s breathing grew fainter and fainter. Twice, it seemed as though he had stopped breathing entirely, but after a moment, he would suddenly gasp for air again, his throat making a gurgling sound as if he was fighting for his last breath. It was a terrible struggle. I sat on the edge of his bed, lifted him up, and let his frail body lean against my chest. Then I slowly removed his oxygen mask. Danny immediately calmed down. His head fell forward onto my chest, and his body gradually grew cold. My Danny Boy finally took his last breath in my arms.
Shao Hua, the sun is setting outside, and dusk is approaching. My vision is also dimming. The doctor says the retinas in my eyes are beginning to detach, and I could go blind at any moment. This morning, when I got up to use the bathroom, I lost my balance. Fortunately, David was there to catch me, or I would have fallen. David is the volunteer from Shanti House who’s been assigned to care for me. He’s a tall Texan, over six feet tall, with a shaved head, a red bandana tied around his forehead, and a gold earring in his right ear. He looks like a pirate from Treasure Island. But David has a gentle heart and is an excellent caregiver. He’s been volunteering at Shanti House for two years and has seen nine patients through their final days, including his longtime partner. “Don’t worry,” this Texan pirate reassures me, “I’ll be right here with you.”
Shao Hua, after going through Danny’s death, I no longer fear death myself. In fact, I’m fully prepared, waiting for it to come whenever it may. Since Danny passed away, it’s only been a month, and now my own symptoms have begun. Although my body is wracked with various forms of suffering, and sometimes the pain is so intense that I’m drenched in cold sweat, requiring morphine injections to numb it, I don’t feel anxious. Instead, I’ve reached a state of unprecedented peace. At this final stage of my life, that loneliness which had gnawed at me for so long has suddenly disappeared. Shao Hua, I no longer feel alone—that is my state of mind now.
I remember when we were both young—I was about twelve, and you were probably eight or nine. One day, I took you to the stream behind the mountains in Xindian to play. It had just rained heavily, and the stream was rushing. I accidentally slipped and fell into the water, getting carried downstream for about twenty or thirty feet before being stopped by a large rock. I crawled onto the shore, my forehead bruised and bleeding. You rushed over to me, looking terrified, and tears streamed down your face at the sight of my injured state. Many years later, whenever you came to visit me at school, I could still see that same look of fear and concern beneath your warm smile. I know you’ve worried about me ever since we were children. When you receive this letter, I may have already passed away.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I’m leaving without regrets, and you needn’t be sad for me. You’ve worked in a hospital for many years and have seen life and death up close many times. I trust that this time, you will also be able to face it calmly. You are religious, so please, say a prayer for me.
David has come in. He brought me dinner—wonton noodles from a nearby Cantonese restaurant. I’ll end my letter here.
Brother Yun
April 29, 1988
Brother Yun's loft on 69th Street is on the fifth floor. The east-facing window overlooks the street, and when I look out from it, the first thing I see is a vast sea of white flowers blooming on the pear trees that line the sidewalk. The flowers are so dense, one layer piled upon the next, and when the wind blows, it sends the petals flying through the air like confetti. I never expected that spring in Manhattan could be so tumultuous. I rushed from Taipei to New York three days ago, but Brother Yun had already passed. The volunteer from Shanti House, David, told me he died here in his apartment, just as he had wished. I came to New York hoping I could care for Brother Yun during his final days. It had been my long-held wish. When I was accepted into nursing school, I told Brother Yun, “When you get sick, I’ll be your nurse.” That memory of him slipping into the stream and injuring himself—the sight of him sitting on the ground, his face covered in blood and pain—has always been etched into my mind. Brother Yun was a wounded person, and that is how I’ve always seen him.
Brother Yun was my uncle’s posthumous son. After giving birth to Brother Yun, my aunt remarried and moved to Japan. Brother Yun was reluctantly brought into our family, and his presence always felt like a burden. My father was indifferent to it all—he was too busy working at the trading company to pay attention to family matters. But my mother, narrow-minded as she was, saw Brother Yun as an unwanted addition, especially after my younger brother, Fu Zai, was born. At New Year’s dinner, when we had a whole chicken, the drumsticks were reserved for my little brother, while I got the breast, and Brother Yun was left with the neck and feet. Brother Yun, however, knew his place. He kept to himself, staying on the fringes of the family and quietly dedicating himself to his studies. At school, he was always at the top of his class, an excellent student. In his teenage years, Brother Yun was a delicate, gentle boy. I had always been close to him since we were children. I felt a sense of injustice on his behalf because of my mother’s favoritism, and I was always protective of him. At that time, I was probably his only friend. When I saw his solitary figure wandering like a drifting cloud with no place to settle, my heart would ache for him. On summer nights, under the starry sky, we would sit by the Xindian River, talking about our futures and dreams. I told him I wanted to be a nurse, inspired by Florence Nightingale’s biography. I felt that caring for the sick was a noble duty, and I loved the stiff white nurse’s cap—I thought wearing it would make me look important. Brother Yun told me he wanted to become a high school teacher. He had great patience and never got frustrated helping me with my homework, so I knew he would be a good teacher one day. Sure enough, he went on to study English at the Teachers’ University, fulfilling his dream.
After Brother Yun started university, he rarely came home, and we drifted apart. I became a nurse, fell in love, got married, and lived a busy but happy life, constantly rushing between shifts. In the chaos of it all, Brother Yun was temporarily forgotten. By the time my own life had settled down and I started thinking about him again, Brother Yun had already been teaching at C High School for several years. Occasionally, I would visit his dormitory, where I saw that his walls were lined with certificates of excellence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recognizing him as an outstanding teacher year after year. Beneath the certificates were framed graduation photos with his students, starting from 1971, each year lined up neatly in order. The students in the photos were always young, while Brother Yun had gradually become a middle-aged teacher. Three years ago, the last time I visited him, he took me to a small restaurant near the school for dumplings. After dinner, it was still early, so we took a walk to the botanical garden and sat for a while by the lotus pond. It was an autumn evening, and the lotuses had already bloomed, leaving behind only a faint fragrance in the leaves. Brother Yun spoke to me about the difficulties of teaching—how students were becoming less diligent, with too many distractions, making them hard to manage. “It’s not easy being a teacher,” Brother Yun said with a bitter smile before falling silent. The setting sun cast its golden light on him,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 noticed the gray hairs at his temples. He was only in his forties, but the wrinkles on his forehead and around his eyes made him look much older than his age. The sense of melancholy that had always haunted him in his youth had deepened over the years. I could feel that Brother Yun was burdened by something heavy, that he was profoundly unhappy. Not long after, Brother Yun disappeared without a word.
David, the volunteer from Shanti House, had tidied up Brother Yun’s loft, leaving no sign of the chaos of his final days. The bedding had been removed from his bed, leaving only an empty frame. The room had been disinfected, and the strong smell of cleaning agents lingered in the air. I opened the window to let in the fresh breeze, hoping to clear away some of the scent. In the hospital, when a patient in the isolation ward for infectious diseases passes away, the cleaning crew comes in immediately to disinfect the room. Last month, we had our first AIDS patient die in our hospital, and it was treated like a major event. The cleaning staff entered the room dressed in full protective gear, looking like astronauts. They must have used an excessive amount of disinfectant because the strong, pungent smell lingered for days, detectable from afar as you approached the room.
Brother Yun overestimated me. Although I’ve worked in a hospital for ten years and have been around life and death many times, I’ve never truly learned to face it with complete composure. Early in my career, I worked in the oncology ward, where I witnessed the extreme suffering of terminal cancer patients, their agonizing struggle against death. It left my spirit shaken, and when I went home, my heart would tremble for hours, unable to find peace. Often, I would quietly slip out to Huashan Church at the end of my street to pray in the evenings, kneeling in silence, weeping before God for the misery of this world, confessing my own helplessness and fear. But the demands of my profession, along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eventually hardened me, turning me into a skilled nurse capable of shouldering the burden of sickness and pain. I came to understand that as a nurse, the final duty I had to my terminally ill patients was to help them cross over peacefully. David, the volunteer from Shanti House, told me that Brother Yun passed away peacefully, with a clear mind until the end. He said Brother Yun was one of the most serene patients he had ever cared for. I believe him. At the final moment of his life, Brother Yun no longer felt lonely. The sunlight streaming through the window fell across Brother Yun’s empty bed, and I knelt beside it, leaning against the frame, praying for Brother Yun, for his Danny Boy, and for the countless souls who had lost their lives to this plague.